近期中東局勢劇變，由其伊朗表態可能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撬動了全球能源與金融槓桿的支點。一旦伊朗將「封鎖」威脅付諸行動，國際原油與液化天然氣（LNG）供給曲線將出現斷崖式位移。紐約商品交易所過去十年資料顯示，當中東產量短暫萎縮 3% 時，油價可在一週內跳升 25%；若封鎖導致海運量驟減 20%，布蘭特期貨模型推估油價中樞將重回 150 美元，隨之而來的並不只是能源板塊的投機狂潮，而是跨市場的通膨脈衝：航運燃料費飆升、全球糧食供應鏈遭擠壓、先進製造業的塑化與溶劑成本拉高，並透過美元流動性外溢至全球債市、匯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利用 G-Cubed 全球均衡模型模擬的「霍爾木茲斷鏈」情境顯示，危機持續一季可使世界 GDP 下修 0.7 至 1 個百分點；若依 2023 年名目 GDP 計算，體量等於蒸發日本一年出口總額。
對台灣而言，這並非「黑天鵝」，而是「灰犀牛」。能源署統計，我國去（2023）年原油進口量 1.9 億桶，其中 38% 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與阿曼；LNG 進口 2140 萬噸，卡達比占比近三成，所有航程均須穿越霍爾木茲。台電燃氣機組占發電量 52%，再貼上我國高科技產業「電力密集、無價差轉嫁空間」的特性，意味任何海峽風險都將瞬時轉化為生產斷點與匯率壓力。最被忽視的是天然氣庫存。依國際能源署標準，成員國須持有相當於 90 天淨進口量的石油儲備；而台灣雖非 IEA 成員，在油品上仍勉強達到 145 天，但 LNG 實際可調度儲量僅 11 天，三接延宕更使儲槽周轉翻倍壓力。換言之，霍爾木茲一旦收緊，台灣燃氣發電的「緩衝窗」不到兩週。
更深層的問題是外交結構。國際能源署的《緊急分享協定》（IEPG）規定，一旦成員進口驟減超過 7%，即啟動集體釋儲與分配機制，但台灣既無成員席位，也無表決權。過往行政部門以「IEA Key Partner」與「資訊共享」敷衍國會質疑，卻迴避核心沒有法定地位就沒有分配權，面對全球海運斷鏈，台灣只能投身現貨市場競標。歷史早已示範：1990 年海灣戰爭、2002 年委內瑞拉大罷工、2011 年利比亞內戰，每逢中東供給衝擊，現貨 LNG 價格（JKM 指數）往往短線翻倍。台灣進口合約結構中，仍有近 30% 採指數連動現貨，價格彈性本就大於長約，等同為危機敞口與產業電價開啟傳染渠道。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臺灣文化界的哀歌─當補助成為制度性失能的推手 ｜ 更多文章 ）
民進黨政府在此背景下仍堅持「非核＋高燃氣」路徑，試圖以大規模再生能源平抑政治爭議。然而統計揭示另一面：2023 年離岸風電僅，不足填補核能除役留下的缺口；而風電年化等效小時約 3000，小於燃氣機組 5500，致使系統尖峰時段依賴燃氣與燃煤調度。這是一種典型的「路徑依賴失配」：政策口號推動需求側去碳化，卻在供給側創造更集中且不可替代的化石燃料依附。國際安全研究領域稱之為「單一路徑脆弱性」（single-route vulnerability）若基礎資源來源、運輸與最終使用都集中於同一風險通道，衝擊概率微幅增加即可造成超線性損失。
